2015-08-20
“我生于1920年的农历七夕，没有嫁给‘放牛郎’，却和可染这个‘画牛郎’结缘一生。”2015年5月4日,95岁的邹佩珠在京逝世，与她的“画牛郎”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了。
每每说起邹佩珠，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绘画大师李可染的夫人。但拂去李可染艺术的巨大光环，邹佩珠本人亦是卓有成就的雕塑家、艺术活动家和美术教育家。本刊采访邹佩珠长子、著名画家李小可，请他为我们讲述自己眼中的母亲，以怀念这位非凡的女性。
“天缘”佳话
1920年，我的母亲邹佩珠出生于浙江杭州，她从小就性格泼辣，像男孩子一样爬树、上墙。在学校里，她是一名运动健将，掷铅球、打排球、短跑，样样都行。
1938年，母亲考入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与她同住一个宿舍的，正是我的姑姑李畹。课余，年纪相仿的两个人常在一起散步、谈心。言语之间，姑姑常提到她的二哥，也就是我的父亲李可染，说他有才华，深受林风眠先生的青睐。
1943年，我父亲遇到我母亲时，他刚收到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发的聘书，请他担任国画讲师。父亲报到的第一天，看到一个女生正在路边画水彩，父亲便上前问路：“国立艺专怎么走？认不认识李畹？她住在哪儿？”埋头画水彩的母亲一下子明白他是谁了，看了看他，说：“我带你去。”
我母亲的阴历生日是七月初七，人们都说一位“七夕”出生的人间“织女”，遇到了“牛郎”。她等来的不是“放牛郎”，而是“画牛郎”，这在当时成了一段有趣的佳话。
从此，每天下课，父亲总要路过母亲的教室，邀她和李畹一道往饭厅。李畹又常邀母亲同去父亲那间小屋问艺、谈画、请教。母亲觉得父亲对书画、诗歌、戏剧乃至雕塑都有研究，敬之为学长。当时母亲是学生会主席，非常活跃，也喜欢京剧。父亲不但为她拉胡琴伴奏，还认真教唱。
1944年，由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士先生证婚，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父亲和母亲借到学校附近老乡堆草的一间房子，权且当作新房。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七高八低。他们从学校借到一张木本色单人床和一块画板，两把高腿条凳，又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会摇晃的方桌，作为夫妻二人吃饭用。
当年冬天，我出生了。战争年代，以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三口之家，生活十分拮据。我父亲在自传里也提到：“同邹佩珠结婚，我们连购置一床新被的钱也没有，因而我在重庆举行了一次画展。”徐悲鸿先生为画展热情洋溢地写了序。作家老舍看画后，激动不已，等在展厅门口，他亲口告诉父亲说：“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后来他还写了篇精彩至极的画评《看画》登在《益世报》上。
我小时候经常看父亲作画，有时他也会拿出纸笔来，对我说：“小宝，你也画画。”最早的一幅画是在八个月时画蛋，我拿起笔画蛋圆形，笔迹两端居然接上了，这让母亲非常高兴。母亲夸儿子，总是有些夸张的。夸张，是感情真挚、强烈地表现。母亲在给大姨奶奶的一封信中提到，也许当时困难的生活，有了一个还算聪明的小孩子，给家里人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吧。
李家是个大家庭
在母亲嫁给父亲之前，父亲曾有过一个妻子，但她1939年病逝在了上海沦陷区。结婚时可能怕母亲难以接受，父亲说前妻留下一个孩子。1946年，母亲才从他口中得知实情，是四个孩子，都远在徐州老家。还很年轻的母亲同情父亲，也怜惜自己，不禁长叹：“我才24岁，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啊！”
抗战胜利后，父亲接受了徐悲鸿的聘请，任教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下简称“中央美院”）。那时内战即起，物价飞涨，除了北平这一大家人外，母亲还得负担远在徐州老家的老小，物质条件的匮乏使她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但她从不抱怨，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解放后，父亲和母亲都在中央美院任教，工资不多，却要养活孩子们和婆婆、小姑等十多口人，还要给徐州老家寄钱，所以当时在教授中李家是有名的困难户，每月的下半月都要向工会互助会借钱。学校看到这种情况后每月给我们家补助20元钱，但父母只收了一个月后就和学校说：“还是把钱补助给更困难的同志吧，我们要自己克服困难。”
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得到了一个在北京十一中学兼课的工作。记忆中，母亲总是在夜间给学生批改作业。她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还要做很多家务，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的觉，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之后的很多年。
直到母亲90岁那年我才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家庭情况，如外公外婆叫什么？是做什么的？什么时候去世的？母亲的家在哪里，等等。这以前我对母亲的家事一无所知，因为从记事起家里往来的都是李家的亲戚。
听母亲说我的外祖父邹德仁是1956年去世的，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没有来过我们的家，我们也没有去看望过他，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也没有提起过。我们有个熟悉的外爷爷叫苏少卿，是父亲前妻的父亲。解放初期他的生活遇到困难时父母想办法将他调到北京中央戏曲学院工作。
外爷爷和外奶奶经常到家里吃饭聊天，平时还让妹妹送些菜去看望他们，后来外爷爷去世时妹妹还去帮忙处理了后事。我们兄妹三人、父母和外爷爷外奶奶的关系亲密和谐，母亲聊起这两位老人如同家人一般，仿佛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自然真切。回想母亲能做到这样真是不平凡的女性！
第一代女雕塑家
母亲的专业是雕塑，她是中央美院雕塑系早期任课最多的讲师。20世纪50年代早期，她曾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者、草创者之一。她参加了武昌起义组浮雕起稿与定稿工作；是中央美院雕塑创作研究所创始人之一。
1958年前后，是母亲艺术创作的旺盛时期，北京工人体育场有她塑造的《掷铁饼运动员》，首都体育馆休息厅有她创作的大型浮雕运动员群像；由她设计的《彭雪枫烈士纪念碑》，在激烈竞争中夺魁，被建成为高四米的大型纪念碑，坐落在安徽宿县。
直到“文革”结束，自命“白发学童”的父亲，决心要登井冈山、九华山，创作一系列大型山水画，并完成国家重点项目—拍摄《李可染山水画》教学片。至此，母亲毅然放下手中的雕塑刀，全力协助父亲发展他的山水画。
母亲说：“我若想着自己的雕塑创作，就没时间帮助他，将两个人的成就算在一起，就觉得值得了。我们两个，谁画不重要，重要的是将中国的文化能发展一步，哪怕发展一点点都是不得了的。”
是贤妻，是助手
母亲对父亲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只要是和父亲有关的事情，母亲总是细心周到地亲力亲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妹妹都不在北京，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每次批斗后母亲都是提早赶回家，笑着迎接父亲，为他洗净头上戴高帽子留下的浆糊，并开导安慰他。因父亲天生敏感内向，母亲怕他像朋友老舍先生一样，经不住那铺天盖地的狂风骤雨。遭抄家的前几夜母亲将家中所有的藏书翻看一遍，怕其中夹有不利父亲的纸条、字句和杂物等，避免再给父亲增加不可预料的麻烦。
记得在中央美院一次全院大会上，父亲被迫作“检查”发言，因情绪激动紧张，只念了几句话，就念不下去了。此时，母亲毅然走上台去，代替父亲把“检查”稿念完，使父亲得以免受精神上的折磨。
我后来常常想父亲真幸运，是母亲让他活下来，才有后来的李可染——中国艺术史上的李可染。
文革结束后，父亲用近乎积蓄一生的力量开始新的艺术创作。此时他已年过七旬，再加上前半生的苦难和动荡，使他的身体非常不好，母亲便放弃一切，全身心照顾他。为父亲修脚、制鞋、找资料、修补画稿等，几乎成为母亲生活的全部。
1977年，父亲和关山月、黎雄才等几十位画家受邀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画家们以此次创作活动作为重新振兴山水画艺术的突破口。当年夏天，父亲到了江西，兴致勃勃登上庐山、井冈山，实地体验和收集素材。返京后，父亲在短短20多天时间内，完成了巨幅山水画《井冈山》的创作。
在此期间，母亲不只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的参谋，是她全力的鼓励和协助父亲完成了这一巨制。在画作完成的前一个晚上，父亲要用朱磦红色，在挤锡管时，一不小心，颜料竟喷射而出，溅在画上形成许多红点。使父亲十分焦虑，母亲安慰他不要着急，等他休息后，她自己动手，不厌其烦地一个红点、一个红点地进行挖补，直到凌晨时分才大功告成，确保父亲按时完成了任务。
那些年，母亲没日没夜地照顾父亲的身体，让他能够安心作画。父亲心脏病有时一夜发作几次，全赖母亲随时照顾。父亲晚年记性差，好忘事，母亲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地帮他找东西……
为了让睡眠不好的父亲安心休息，母亲十多年睡在父亲画室兼客厅的沙发上。我们没有听到过母亲有半句怨言。
母亲的默默付出使父亲在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达到了他艺术的高峰，实现了他理想的一部分，也成就了中国画史上李可染样式的新风貌。
更是播道者
父亲的一生以牛为榜样，稳步向前，以“苦学派”自命，白发仍做“学童”，以“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的艺术追求，为祖国河山立传。在生命的晚年，他依然酝酿着艺术变法，并借苏东坡《赤壁赋》末句四字“东方既白”来预见东方艺术复兴曙光的出现。他的自然生命是在人们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戛然而止的，但父亲的艺术生命借由母亲之手继续绵延。
1989年12月5日，父亲的突然过世对母亲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悲痛之中她以过人的毅力顶住了各种压力，团结我们这些孩子一起为宣传父亲的艺术、保护父亲的作品，建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父亲逝世一周年时，以母亲为顾问，在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主持下，集中人力，将父亲发表过的论文、谈话、题跋等，整理成《李可染论艺术》。
为发展中国画，弘扬父亲的艺术成就，母亲亲自参与出版画册，策划并出席了在台湾、香港、上海、深圳、杭州、北京等地的20多次大型李可染画展和学术活动，并四处讲学……
2007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母亲以87岁的高龄承受了诉讼之苦和亲情撕裂之痛，但她坚定地将父亲的作品较完整的捐献给国家。我深深地知道对母亲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批作品，而是在她有生之年亲手把她和父亲一生的心愿捧给了国家。